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决赛，对手还是美国队。 关键时刻，袁伟民换上了发球替补侯玉珠，这个平时没多少上场机会的姑娘，站在罚球线前深吸一口气。

两个精准如导弹般的发球直接得分，彻底击垮了美国队的士气，中国女排3比0完胜，实现了“三连冠”的伟业。

那几年，中国女排成了全民的精神偶像，“女排精神”传遍了大街小巷。 袁伟民的名字和女排紧紧绑在一起，他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教练。

可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位英雄回到家里，面对的是儿子冷漠的背影和妻子独自支撑的家庭。

儿子袁粒1972年出生是，袁伟民正忙着重组男排，孩子满月他只回家待了一天就走了。 妻子郑沪英原是江苏女排队员，后来调到北京工作，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北京。 袁伟民常年驻扎在训练基地，几个月都回不了一次家。

袁粒五岁那年得了急性阑尾炎，需要马上动手术。 郑沪英一个人抱着孩子冲去医院，那天正好下着大雨，母子俩浑身都湿透了。

手术室门口，医生问孩子父亲是哪个单位的，郑沪英急得一时都说不清楚。

袁伟民当时正带队在外地集训，接到电话也只能干着急。 儿子从麻醉中醒来，疼得直哭，嘴里喊着要爸爸，可爸爸根本不在身边。

这类事情在那些年里发生了不止一次，儿子发烧住院，学校开家长会，袁伟民几乎次次缺席。

袁粒慢慢长大了，对这个总是不在家的父亲越来越陌生。 别的孩子都有爸爸陪着玩，他的爸爸却只活在电视新闻和报纸照片里。

最严重的时候，从六岁到十二岁，整整六年时间，袁粒没开口叫过袁伟民一声“爸爸”。

袁伟民知道儿子心里有怨气，可他放不下手头的工作。 女排正在冲击世界冠军的关键阶段，他每天睁眼闭眼想的都是训练和战术。

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郑沪英肩上，她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，还得操心远在外的丈夫。

1984年奥运会夺冠后，袁伟民卸下了女排主教练的职务。 可他并没有闲下来，反而走上了体育行政管理的道路。 他先后担任过中国足协主席、亚洲武术联合会主席，1998年当上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。

2000年4月，袁伟民正式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，成了中国体育的“掌门人”。 那几年，中国体育在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上金牌数稳步增长，整体保持着体育强国的势头。

袁伟民的工作更加繁忙了，全国各地到处跑，开会调研看比赛，一个月也回不了几次家。

儿子袁粒已经成年，进了影视公司工作，和父亲之间依然隔着无形的墙。 父子俩坐在一起吃饭，经常是长时间的沉默，好不容易开口，聊的也还是体育圈那点事。 袁伟民想弥补，可错过了儿子的成长时光，有些东西再也补不回来了。

2004年12月，65岁的袁伟民从体育总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，终于彻底回到了家庭。 他开始学着做一个普通的丈夫和父亲，每天早早起床去菜市场买菜，和摊主讨价还价，挑最新鲜的蔬菜。 中午帮妻子做饭，虽然只会炒西红柿鸡蛋、青椒肉丝这几个简单的菜。

晚上吃完饭，他陪着郑沪英在小区里散步，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。 儿子偶尔回家吃饭，他会提前准备好儿子爱吃的菜，想方设法找话题聊天。

可二十多年积累的隔阂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，父子间的对话总是显得有些生硬。

退休后的第五年，2009年，袁伟民出版了一本自传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》。 这本书像一颗炸弹，在中国体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书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，讲述2001年北京申奥时的“深层故事”，虽然没有点名，但明眼人都知道说的是谁。

袁伟民在书中写到，北京奥申委当时制定了“支持罗格、换取欧洲选票”的策略，可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“不听招呼、自作主张”，支持韩国人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。 这位委员就是被称为“中国申奥之父”的何振梁。

书里透露，何振梁不仅自己支持金云龙，还游说其他委员也投金云龙的票，这差点影响了北京申奥的大局。

消息一出，媒体炸开了锅，记者们蜂拥而至，都想听听何振梁怎么说。 已经80岁的何振梁当时正在养病，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。

何振梁通过媒体回应说，国际奥委会的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，袁伟民怎么可能知道他把票投给了谁。

他质问这是不是“杜撰”，并强调自己一生清白，绝不是那种为了私利违背国家利益的人。 两位体坛元老隔空交锋，舆论分成了支持袁伟民和同情何振梁两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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